论文摘要
摘要：“再生”是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的核心观念。在风云激荡的革命进程中，“再生”很大程度上通过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实践得以表达。因此，在渐趋激烈的革命进程中，巴黎城市公共空间的重构和象征符号的重置，成为权力竞夺与革命意识形态教化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从1789年至1794年，每个阶段的革命者都大规模地消除巴黎公共空间里旧的象征符号，同时重建新的象征符号，不仅旨在消除旧制度的合法性和巩固自身的合法性，而且欲图藉此对民众施以意识形态教化，以日常的视觉景观将革命的意旨——构建道德完善的人和理想的新社会——渗透到人们的头脑当中。法国大革命作为现代意识形态革命的先驱，它的政治文化遗产对现代世界的革命政治实践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
关键词：大革命、巴黎公共空间、“民族再生”、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
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法国史和西方城市史。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法国大革命文化史”（编号：19BSS054）阶段性成果。
1789年法国革命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之所以如此说，不仅表现在持续十年的革命进程跌宕起伏，政治图景转换迅疾，更在于它前所未有的政治雄心，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它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 以便将一种全新的理想蓝图加于社会之上。[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8页。]这种彻底革新社会的革命理念，也即民族“再生”（régénération）理想，必然牵涉到对社会大众态度、价值和信仰的改造，由此创造拥有全新道德价值的公民亦即构筑新社会的基本元素。围绕着该目标，革命者们进行了万千种史无前例的试验，通过创设新省来重划空间，通过创制革命历来革新时间，并给各种场所重新命名，建立新学校，颁定新节日，集中践行“再生”观念。
革命中心巴黎的城市公共空间是革命者们进行民族再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革命高潮年代，共和国艺术协会的建筑学家德托内尔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出包括建筑学家在内的艺术家们要为新时代的政治事业服务：“今天，暴君集团业已全部覆灭，艺术家们不再屈膝卑下地谄媚罪恶，他们为美德的胜利贡献才智。宏伟的建筑应该给人留下宏大的印象，墙壁必须说话，成倍增加的格言警句应该构造出我们道德篇章的大厦。”报告要求建筑的每一部分都要向人们的眼睛昭示新的美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动机下，大革命期间，革命者们或通过破坏或改变既存的旧建筑，消除旧建筑物的象征符号和铭文，或修造新建筑，并赋予新的雕刻或铭文等蕴涵革命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向社会大众传递着决裂与新生的观念。尤其是革命节庆期间对庆祝场所的空间安排和建筑设计，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革命者们教化新民的目标。1789-1794年间，法国革命者对公共空间的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用，不仅伴随着革命局势的发展而呈不断变化之势，而且形式丰富多样，本文对此作一粗浅的梳理，希图从新的视角呈现这场革命中具体而微的创造性内容，以及大革命的这种遗产对现代世界的影响。
一
法国大革命从其发端即呈暴风骤雨之势。经过1789年五六月份混乱喧嚣的投票方式之争，7月中旬以财政总监雅克·内克尔被解职为导火索，大革命遽然暴发，7月14日攻克巴士底狱，城市与农村暴动席卷全国。紧接着“8月4日之夜”、《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十月的日子”等重大事件源源而来。在短短月余时间里，法国的政治、社会面貌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乃至让席卷其中的法国人错愕、震惊、茫然或激动。
这种急速的政治社会变迁，对新的象征体系提出了要求。革命教士格雷古瓦对更新象征符号体系发出了热情的呼唤：“浸满专制暴政的纹章和图像上荒谬的文字符号，对我们来说不过是陈年旧物。但当立法者欲重建一个新政府时，如果他不了解符号语言重要性，是不称职的；他不应该放过每一个抓住人们感官唤醒新观念的机会。经常再现的物事会很快渗入人们的思想；这种原则、事实和象征的组合集成，密集地呈现在公民眼前，不断地向他们提示着他们的权利与义务，从而形成一种培育公民国民性和自由人姿态的模式。”
在这样的要求面前，建筑学家们为革命效力的机会很快就来了。1789年秋到1790年夏，席卷全国的联盟运动（Fédération），需要提供给民众集会的空间，举行仪式的祭台或祭坛，以及一系列装点集会空间及其建筑的象征符号。为了迎接象征着国家团结和统一的1790年全国联盟节，制宪议会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在首都巴黎规划建造能够容纳成千上万民众的会场。规划委员会成员在考虑各个不同的可能地点后，最后选定了离城稍近且带有法兰克人祖先传奇色彩的玛尔斯校场。
实际上，建设全国联盟节集会场所本身就是一个节日，当时的“回忆录、报纸、小册子，甚至很难说持支持态度的目击者，如费尔南·努涅兹伯爵，都把这项工程视为真正的节日”。一群群挥动锹铲和铁镐的优雅的妇女和穿梭往来的独轮车（如图1），“都足以让人感受到节日的来临”。勒诺特尔在通俗读物《法国历史轶闻》中，对当时的施工场景进行了生动的描述，现场热情冲天的群众表现了高昂的亢奋、乐观的情绪和无私的精神。借用迪尔凯姆的话来说，催生这种集体亢奋的局面，正是革命或曰创造性时代的特征。在疾风骤雨般的革命震荡下，“人们变得不同以往”。之所以如此，按照法国心理学家勒庞的大众心理学解释，是因为群体心理一旦形成，会使置身其中的个人感到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产生野蛮人般的热情和英雄主义；会使个人服从于独特的集体逻辑，其程度足以使吝啬鬼变得慷慨大方，怀疑论者变成信徒，懦夫变成英雄。
图1：为1790年7月14日联盟节作准备
在革命激情的驱使下，巴黎人最终如期完成了庞大的节庆场所建设工程。整个工程的空间安排和建筑设置充满着新的象征意义。横跨塞纳河的木桥，将左右两岸连接到玛尔斯校场，代表着全体法国人新的团结统一。带有三个一模一样门洞的凯旋门，饰以浮雕和铭文，纪念自由、宪政和人权，三者对暴政的胜利。祭坛后面是一位高举着法律和法兰西盾徽的女性形象，右边是擎着自由之盾的赫耳墨斯神，带领着一群激情昂扬的男女（参图2）。这些古典人物形象的运用，将这个事件与古罗马的辉煌时代联系到了一起，赋予了此项事业一种普世的性质。祭坛四周宽大的台阶，表示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而其外形设计上均衡对称的特征，则表明它面对的是法国乃至世界四方所有的人。祭台四周表面上铭刻的文字宣称，人是平等的，不是出身而是美德将人he r区分。此外，祭坛上没有搭建顶棚，意示最高存在与其教士之间没有任何的阻隔。
1790年7月14日，攻陷巴士底狱一周年，游行队伍经过穿越圣德尼大街、费罗内里大街、圣奥诺莱大街、罗亚尔大街、路易十五广场和莱茵大道，抵达夏约码头，然后从这里经假设的桥上过塞纳河进入玛尔斯校场。根据当时的小册子描述，广场上各代表队伍的彩旗飘扬，号角嘹亮，8万武装人员军刀闪耀， 国王与国民制宪议会主席在高高的祭台上并排而坐。最庄严的时刻——公民宣誓到来了，它隐喻着国民与民族之间契约的订立和新时间的开始。军队、国民制宪议会、国王和民众依次宣誓：“我宣誓，永远效忠民族、法律和国王，维护国民制宪议会颁布的国王批准的宪法……”壮观慑人的场面和激动人心的许诺，赋予旁观者一种强大无比的力量感和自由新生的期待。
图2：联盟节玛尔斯校场盛大场景
玛尔斯校场的仪式只是这场盛大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在此期间，整个巴黎城都成为欢乐的海洋，充斥着宴会、舞会和竞技比赛。香榭丽舍大街两边树上装点的灯笼，夜间形成长长的灯河，极目难尽。市政厅也装饰得华丽多彩，其门厅上方是一个巨大的太阳，彩色的小灯笼组成四射的光芒，太阳的中心雕刻着新的三位一体：民族、法律、国王。太阳下面一块正方形的匾额上写着：所有公民皆兄弟，所有公民皆士兵。入口上方一圆形牌匾上书：团结就是力量（Notre union fait notre force）。
从上述例证来看，在大革命暴发的早期阶段，巴黎公共空间所表述的政治文化，既表现了革命者沉浸在更生世界的集体亢奋之中，但国王在新的三位一体中依然拥有一个席位，与新生的革命意识形态——自由和平等并肩共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一阶段革命相对温和的特征。
巴士底同样是庆祝的重要场所，新型的装饰宣示着专制的毁灭和理性光辉的照耀。入口处的铭文是“人们在这里跳吧唱吧”，这不仅与先前的专横和奴役形成鲜明对比，而且还表示将旧制度踩入地下，用人们的歌声和感恩驱除专制暴政的余毒。
1790年的联盟节是大革命当中一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在空间和表现形式应用方面的丰富多彩，为此后的革命节日留下了样板。在革命渐趋激进化的进程中，走马灯般变换的革命政府，利用各种的象征性作品、图象和标志物，激发或阻遏群众激情，公共空间也因此成为革命政治竞夺与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
二
革命早期阶段百合花与革命的新象征符号，国王与自由女神的共存，很快分崩离析了。其原因来自于两方面的压力。就国王来说，作为旧制度时代至高无上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天主教作为国教的久远传统和强大影响，这些都让路易十六对旧秩序的怀念和对改革教会的敌意变得越来越明显，先前就很脆弱的平衡开始动摇；而就革命者而言，流亡国外的贵族接连不断的刺激，引起阴谋心理原本就很浓厚的法国国内民众持续的焦虑感，更加激进的要求和行动随时都有可能触发。
1791年6月20日午夜王室家庭逃跑事件成为这种平衡崩塌的导火索。翌日清晨，消息传开，巴黎主导性的情绪是对所有国王的反感，对路易十六个人的蔑视，这首先表现在巴黎公共场所象征符号的清洗行动中。据《巴黎的革命》报道，在格雷夫广场，路易十四的半身像被推倒摔成碎片；在圣奥诺莱大街，人们强迫一名商人把形似路易十六的石膏头像摔碎；各种建筑物上“国王”、“王后”、“波旁”、“皇家”、“路易”、“宫廷”、“老爷”的字样统统被擦除；罗亚尔宫（王宫）改名为奥尔良宫。巴黎激进的新闻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鼓动废除君主，建立共和，《巴黎的革命》甚至把路易十六直接称为“我们的前国王/君主”。
从7月14日联盟节开始，巴黎激进的政治俱乐部发动民众请愿活动，要求路易十六逊位。17日，大量民众聚集在马尔斯广场，祖国祭坛下发生群体暴力，两名“奸细”被集会民众残酷处死，立法议会被迫派国民自卫队以武力驱散示威者，致多人死伤（如图3）。这一事件，可以说是温和“保王”与激进共和之间开始决斗的标志，《巴黎的革命》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7月17日屠杀，单独看来，不过是一件特殊的不幸事件，但可能以一种可感知的方式影响法兰西命运。”自此之后，新闻报道中对君主权力的象征敌意日增。《爱国与文学年鉴》7月18日刊载文章，详细描述了自国王逃跑以来巴黎大街上和剧院里的骚动情形，人们要求推倒三位暴君——路易十三、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的雕像，代之以杰出公民的雕像。记者赞赏民众这种想法是“伟大的，漂亮的”，并以激烈的言辞指责说：“在革命当中，三个戴着王冠的强盗依然保留在公共纪念碑上，由奴役和宫廷腐败养大成三个专横而卑劣的暴君，他们仍然通过画像，从埋藏其累累罪行的坟墓深处公然蔑视着我们，这种现象作为一种事实存在是非常令人奇怪的。”
图3：7月17日屠杀
1792年4月，对奥地利战争的暴发，给摇摇欲坠的君主立宪体制带来更大的压力。但由于前方战事吃紧，应付迫在眉睫的战争问题是革命政府的重中之重，因此，检视从这个时候一直到8月10日起义最终推翻君主制，国民立法议会通过的法令，绝大多数关涉的是军队和经济财政方面的问题。在公共空间的象征性变迁方面，仅有7月25日关于拍卖前主教宫的法令颁布，但即便这则法令也充满“经济”色彩，即充实国库。然而，8月10日让革命政治面貌再次发生转折性大变化，相应地，象征体系也随之改变。
首先，民众革命表现为对公共场所象征符号的革命。在8月10日起义过程中，罗亚尔广场、旺多姆广场、路易十五广场以及市政厅等地的雕像成为民众发泄怒火的对象。为了顺应当时的形势和舆论氛围，立法议会颁布政令，要求紧急撤除公共广场上的雕像，以庆祝自由的纪念碑取而代之。在群众的革命怒火下，连新桥附近法国人心目中的平民国王亨利四世的雕像亦未能幸免。亨利四世区一位公民代表赶到立法议会报告此事时说，尽管这位国王的德行一度让他们感到犹豫，但他不是根据自由法兰西人的同意施行统治，因此要把他的雕像移走，在雕像所在的广场建一柱座，上刻人权列表。同时还要改变街区名字，把原来因雕像而得名的街区改作新桥区。经过短暂的讨论，国民立法议会当天通过一项详细的法令，下令从广场、教堂、花园、公园和国家属地等公共场所挪走一切铜制或任何其他材料制成的雕像、浮雕、铭文，以扫除公共空间的封建主义残迹。
短短几天之内，公共场所引人注目的国王雕像一扫而空，但公共空间中的百合花、盾徽和铭文等标志太多，因此消除它们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共和当局雇用了多名艺术家从事这项工作，山岳派当政后还数次重申了彻底清除视觉方面的君主制残余。但即便刮去浮雕和铭文，它们留下的痕迹仍然存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民们提出多种方案，其中一种为相关当局接纳的是，用融化的铜填充原来的雕刻，然后在上面刻上新的浮雕和铭文。
其次，政治当局对公共空间的新利用。在8月10日革命发生次日，立法议会就下令封闭所有修道院。8月12日，国民立法议会旋即命令内务大臣三日内清空卢浮宫，把这座原先由为王室服务的特权个人占据的宫殿，让给艺术家和公务员们使用。紧接着在13日连续颁布法令，要求巴黎市长和市府专员立即安排国王新寓所，将国王及王室成员赶到国民大厦居住并加以监控。在同日通过的另一条法令中，责令准备移除一切带有皇家标记的碑匾、雕塑和其他物品。在扫除旧时代遗迹的同时，构建新的象征符号是必然的行动。8月16日的《导报》关于巴黎的新闻，主要是一系列的改名消息：胜利广场改称作国民胜利广场；路易十四区取名为马伊区；法兰西剧院区唤作马赛区；天文台大街新名字是马赛大街；巴黎市府还决定在8月10日被推倒砸烂的路易十四雕像的废墟上修建一座金字塔，上面刻上当天死难的公民的名字。
8月26日，杜伊勒里花园举行了一场纪念10日革命死难者的盛大仪式。这场被称为葬礼节的仪式，中心是一座埃及式的金字塔，宽厚的底部表示坚实的大地，尖尖的顶部则表示超脱的尘世之外（参图4）。上面写着：“1792年8月26日国民花园里为纪念10日死难烈士的葬礼台。”金字塔的四周都有浮雕和铭文，正面的铭文简洁有力：肃静，他们在安息。东面的铭文内容是向死难者的母亲表示，她们的儿子把爱国主义传给了那些活下来的人们，他们将永垂不朽。人们用牛车从市政厅拉来自由和法律雕塑来装点现场。自由如同君王一般高踞在基座上，右手拿着小红帽，左手边靠着一根击棍，表示她是通过暴力取得了胜利。据报道，当时超过33万人参加了纪念仪式，并对此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图4：8月10日革命殉难烈士仪式
公共空间的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功利目的，正如史学家莱斯所说，它包含着去合法化和去神圣化的否定性过程，以及再合法化和再神圣化的肯定性过程。
三
1792年9月，在内外困境的压迫下，革命进一步趋于激进，在剧烈的社会政治动荡中，21日共和国宣告成立。更加强化了法国人的新生感，他们感觉自己站在一个全新时代的起点。然而，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审判和处死国王，并没有让危机平息，革命也因此并未止步。经过1793年夏秋之季激烈的政治斗争，雅各宾派最终取得了权力，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激进革命理想主义者，欲在法兰西建立一个至善的美德共和国。他在一次演讲中曾充满激情地宣称他们的雄心和目的，就是要“履行自然的愿望，完成人类的使命，信守哲学的允诺”，让法兰西成为各国的榜样。只有民主共和的政府，才能实现这样伟大的奇迹。而民主共和政体的灵魂就是公民美德，即公民对国家的爱和国家法律的爱。按照罗伯斯庇尔的逻辑，构建这种理想共和国的基石，是培育具有新的美德的公民。
新的乌托邦之梦需要新的教化场所。因此，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浪潮中，整个巴黎的公共空间几乎都成为这场雄心勃勃的革命践行公民教育的神殿。
首先，社会层面上大规模的城市公共空间的改名运动。那些带有君主制和宗教色彩的街道、广场、码头、桥梁和建筑，一夜之间被赋予了爱国的或革命的名称。共和三年出版的《巴黎街道指南》（Almanach indicative des rues de Paris），专门附有四张表格，分别显示街道、广场、码头和建筑物的名字变更。各个街道都新改了体现革命理想的名字，如理性、共和、社会契约、人权、平等、自由、博爱、祖国之友；或纪念民族英雄的名字，如布鲁图、爱尔维修、勒佩勒蒂埃、马拉；还有用革命的象征物如小红帽作为街道的名称。广场、桥梁、码头和建筑物的情形类似，如波旁宫改为革命大厦，路易大帝学院改为平等学院，圣母院桥改为理性桥，等等。表中所列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建筑的名字变更远不完整，可见当时改名风潮的兴盛。而且，有些地方的名字随着革命的发展数次变更。
改换名称，是为了切割历史，斩断当下与腐朽过去之间的联系；也是为了通向未来，新的象征符号体系悄无声息又无时不在地向人们传递着新的道德价值观。巴黎市政会议1792年10月23日一则决议的措辞，生动地反映了更新象征符号背后的这种教化意图：清除所有封建主义的标识，让人们忘记旧的奴役制度，让共和主义的眼睛保持纯净。
体现革命狂热的改名运动与民众的革命激情本身互为呼应。许多公民——不仅仅是艺术家，也包括文人甚至普通市民——纷纷提出净化和改变城市的方案。譬如公民维勒尔斯特（Verhelst）在共和二年牧月16日（旧历1794年6月4日）提交给公安委员会的规划，就巴黎城市空间构造提出了乌托邦式的构想。按照他的设想，在革命广场——暴君堡垒的废墟之上，高筑一方平台，上竖一座自由雕塑；而在暴君堡垒的废墟之下，修建四个大厅，“用于展示推翻国王的正义事业”。以自由雕塑平台为起点，八条大道辐射开去，每条道路都阐释特定的革命美德：首先是荣誉、真理、自由、平等大道，接着是美德大道、博爱大道、忠诚正直大道、夫妇之爱大道、天才与艺术大道、人道大道以及热爱祖国大道。每条大道边都饰以各种雕塑、浮雕和铭文，教育激励人们践行这些美德。这些大道最终都通向最高存在与永世长存庙。从规划方案不难看出，维勒尔斯特欲将巴黎变成一个由各种富含革命寓意的象征符号构建起来的巨大革命熔炉，从中锻造出具有新道德价值观的公民，这从小册子的名字——“法国革命与共和美德之花园的寓言式规划”中亦可窥一斑。
其次，政府层面上重新安排公共空间的功能用途。其中宏大的杜伊勒里宫改造方案——要将这里打造为法国不二的权力中心和艺术殿堂，最集中地体现了激进革命者们的道德热忱和理想追求。1792年10月25日，国民公会采纳了建筑学家吉索尔（Guy de Gisors）的设计方案，欲耗资30万法郎，对杜伊勒里宫及花园进行大规模改造，为国民公会会议提供宽敞、便捷且美观大方的场所。1793年4月24日，国民公会颁布法令，将杜伊勒里宫及花园自此之后改名作民族宫及花园，并责成内政部长负责监督民族宫、革命广场和香榭丽舍的检查、维修和美化。同时，检查员委员会成员塞尔让（Sergent）报告说，鉴于国民公会新会议大厅将于5月5日完工，国民公会可以在5月10日迁驻其中。经过修葺的宫殿里随处可见革命的象征符号，其北翼称自由楼，中心部分名之为统一楼，南翼则称平等楼，三色旗在各个楼上高高飘扬。
递及1793年9月，激进的山岳派独掌权力，大恐怖、非基督教化运动等狂风暴雨式的革命行动接踵而至，其目的是要在法国建立一个绝对纯洁善美的共和国。罗伯斯庇尔号召：“因为共和国的灵魂就是美德、平等……所以一切有助于激发对祖国的热爱、净化道德风习、升华灵魂、使人心的激情转向公共利益的东西，你们都应该加以采纳或确立。”因此，象征符号的革新浪潮在这个时期更加高涨。共和二年花月25日，救国委员会通过系列决议，在公共场所兴建承载着共和美德符号的纪念碑，杜伊勒里宫在其中名列榜首。在这份由建筑学家于贝尔（Hubert）设计的方案中可以看到，意欲增添的每一座建筑和雕塑，从表现形式、铭文碑刻、质材选择乃至安放位置方面，都蕴含着象征意义。譬如共和美德代表人物群像，都将安放在同一基座上，象征着共和国的统一。
图5：理性女神像游行仪式
其他的王室和教会建筑，也同样被转变为共和国服务。教堂、男女修道院变成各区集会场所或各政治俱乐部的集会地。在巴黎，随着1793年11月非基督教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巴黎市府下令封闭所有教堂，并将它们都改成理性庙，力图以理性崇拜取代宗教崇拜，以山岳崇拜和革命殉道者崇拜取代基督教圣徒崇拜。巴黎圣母院的祭坛上建起了高高的山岳，由演员装扮的自由女神端坐其上。在业已变成理性庙的各教堂里，马拉、勒佩勒蒂埃和夏利耶三位革命殉道者的画像取代了天主教诸圣人的画像。
再次，革命庆典的空间建构和展示手法，是革命意识形态教化的重要工具之一。1793年8月10日举办的统一而不可分割节，旨在将公民聚集到共和国的成就之下，加强新夺取权力的山岳派的合法性，这次盛大的游行经过巴黎各条街道，共历5站，终点是玛尔斯校场的祖国祭坛，各站是游行队伍举行仪式和发表演说之所。每站都有雕塑或建筑，装点着各式各样的革命象征符号，向公民们传递着自由和新生的信息。正如莫娜·奥佐夫所言，这场庆典的空间设计，就是一部大革命简史。它的空间建构呈现出的是一幅渐趋激进的革命路线图。从自由元年开辟新时代始，从鱼市街到革命广场，剧情三次转折：迫使王室迁居巴黎、投票处决国王、击败联邦主义维护共和国统一，主角从少数妇女到人民代表再扩大到人民本身，革命目标随之从与君主制妥协的相对自由上升到人人平等的纯粹自由。
图6：山岳之巅：最高存在节
到以恐怖手段建立道德共和国的共和二年，法国革命已然具备了宗教的一切因素：祭坛、取代了国王的自由女神、一系列象征符号、礼仪、赞美诗、殉道者甚至终世论意识形态。正如托克维尔所观察的，“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它像宗教革命一样也是通过预言和布道深入人心。
共和二年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举办的“最高存在节”（La fête de l’Etre Suprême），是一起“最庄严的”革命庆典。按照罗伯斯庇尔的说法，设立这个节日，是“为了唤起人的神性思想及其存在的尊严”。在雅克·大卫的精心策划下，整个仪式庄严宏大，组织严密。可以说，这个庆典的每一个建筑、每一道程序都浸透着象征意义，声情并茂地向在场的每一个人传递着共和的道德价值。人们在晨曦初露的时刻从家中出发参加庆祝活动，各区队伍在杜伊勒里花园聚合之后，穿越巴黎的大街小巷，前往团结广场（Champ de la Réunion，即玛尔斯校场）。广场上一座巨大的假山作为祖国祭坛，顶端栽一株自由树，旁边是斩妖除魔的赫尔库勒斯雕塑。身着盛装的妇女手持两个自由和平等的小雕塑，按次序登上山顶祭拜。山下彩色花车上自由女神端坐，旁边一位母亲拉着幼子手指前方，向他解释庆典的寓意（参图）。罗伯斯庇尔独自一人高踞在自由树下，激情四射地发表演说。这场规模盛大的仪式，可以说是这场以“民族再生”为目标的文化革命的最后高潮。一个多月之后发生的“热月政变”结束了雅各宾专政，充满激情和张力的法兰西逐渐放松了下来。
结语
美国的法国革命史家林·亨特曾经说到：“革命在法国对经济的成长或政治的稳定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它所确立下来的毋宁是民主共和的动员潜能和革命演变的惊人强度，它给后世留下的最显著的遗产是民族新生的语言、平等博爱的姿态和共和主义的礼仪，以及民主、恐怖、雅各宾主义、警察国家之类的政治方面的术语、习惯、观念模式和行为样式。”诚然，这样的说法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国大革命的重要遗产所在。这场持久激荡的革命，除了其高扬的民主价值和实践对现代世界产生至深至远的影响之外，它的那些充满创造性、浸透着乌托邦迷思的“文化革命”实践，也给现代世界的意识形态革命留下了模板。
在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数月，新政权的命运尚悬而未决，苏维埃政府就将注意力转向重新命名圣彼得格勒街道这个重要的事务上。圣彼得格勒市一条街道带有沙皇尼古拉一世和尼古拉二世的名字，被重新命名为马拉街，而涅瓦河的一条河堤也被命名为罗伯斯比尔堤。1918年3月，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后，列宁旋即与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巡查了克里姆林宫内外的历史纪念碑刻。而在这次考察的前几天，列宁就已经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商讨过利用纪念性碑刻进行宣传的主意。在列宁看来，这种宣传，一方面拆除和移走沙皇和一切反动历史人物的雕像和纪念碑，另一方面树立新的纪念碑刻，纪念著名的专家学者、艺术家以及法国和俄国革命中的伟大政治家。1918年4月12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布政令，发起纪念碑刻宣传计划，要求将不合时宜的纪念碑刻从公众的视野里消除，送往库房或用于有用的目的。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决定移走哪些纪念碑，同时动员艺术界力量和组织创造新纪念碑刻的活动。同年7月，拟定了一份将建造碑刻予以纪念的50位伟大历史人物名单。除马克思、恩格斯外，包括在这份名单中的还有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人物巴贝夫、丹东、马拉和罗伯斯比尔。1918年11月初十月革命周年时，罗伯斯比尔的雕像落成，列宁出席了盛大的揭幕仪式，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拥有如此突出位置的罗伯斯比尔雕像。经常在克里姆林宫附近散步的列宁经常见到这座雕像，他非常赞赏雕像反映了法国大革命的这位道德理想主义者的“刚毅”。法国革命创制的政治文化和象征符号，对20世纪人类世界革命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苏俄。在20世纪恢宏而曲折的中国革命进程里，我们亦不难发现它的影子。
姑且不论现实政治中复杂的算计与争夺，政治舞台主角们对民众宣传教化的功利诉求，所有这些充满象征符号的“文化革命”，从思想方面来说，像法国大革命时代一样，都是试图彻底塑造人类的心灵，创造出同质的人，欲借此重构一个尽善尽美的新社会。然而，人性中亘古不变的善与恶并存，人类文明社会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政治革命疾风骤雨式的扫荡旧世界之后能否重构起一个具有先验性的理想新蓝图，自法国革命以降200余年来一直是政治哲学家和史学家们聚讼纷纭的话题。
原文刊载于《全球城市研究（中英文）》2022年秋季号。囿于篇幅，此处舍去文内注释、图片来源等，完整版本及学术引用请核查原文；转载请联系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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