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 ·
摘 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病理现象：地缘血缘的消失、家庭的空洞化、青少年的冷漠以及社会规范的衰退等。加之近年来少子老龄化的加剧，使得日本开始重视社会资本的培育。本文根据日本的全国性调查数据分析了日本社会资本的历年变化，并以佐贺县为案例进行了访谈调查。可以发现，近20多年来，日本民众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和行动力正在渐渐失去。而通过对佐贺县的考察，发现政府的政策措施对社会资本的形成能产生积极影响，说明政府的引导和服务职能的完善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同时社会资本的丰富也能提高政府绩效。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公众参与
· 作者简介 ·
张舒，上海师范大学全球城市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自20世纪70年代的低增长时代以来，由于财政赤字的增加、出生率降低、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需求多样化等社会环境的剧变，日本政府的治理能力受到普遍质疑。当代日本社会已经进入超老龄化社会，面对这一社会难题，民众意识到仅仅依靠政府减少或大规模地压缩社会保障支出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以自身努力创造一个幸福的社会。因此，为了克服政府主宰的统治僵局，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解决公共问题，社会的自治能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换句话说，不是由政府垄断公共领域，其他社会角色——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应当与政府一样成为公共领域的主体。
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公众社会意识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共同体崩坏和社会病态的增加而引起的社会焦虑和不安在不断增强。这样的社会背景也使社会资本的理论被广泛接受。
近几年少子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家庭的瓦解、人情淡漠、“蛰居”（ひきこもり）、“孤独死”（孤独死）、“无缘死”（無縁死）等社会问题都一一浮现。实际上，日本正逐渐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孤独大国”，日本政府和普通市民都面临着“孤独”的危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社会资本的培育在日本开始受到重视并成为研究热点。本文旨在考察日本的社会资本现状，除了从时间序列分析日本社会资本的变化之外，还结合佐贺县的案例进行具体的分析和阐述。
一
“社会资本”一词初次登上历史舞台要追溯到19世纪。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他的多个论述中都使用了“社会资本”一词，在他的《学校与社会》一书中，除了提出学校对形成社区群体性及社区归属感的重要性，更提出通过教育手段，学校可以成为社区以及社群生活的中心。
将社会资本概念化的第一人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关系的总和，且影响个人的各种回报。而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发源于紧密联系的社会网络，是人力资本创造，传递和获得的积极社会条件，科尔曼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定义，排除了松散社会网络产生社会资本的可能性，也否定了社会资本可能产生的负作用。
另一个经典定义来自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他强调紧密的网络结构，是公民对社区公共活动的积极参与，从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信任。他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性，如信任，规范和网络，这些特性通过促进合作行为，能够提高社会的效能”。 福山则将社会资本等同于信任程度，他认为，高信任的民族更容易发展合作关系和规模经济，因此有助于发展市场资本主义，反之则有碍。美国社会学家林南（Nan Lin）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内嵌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行为人在采取行动时能够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
不同学者站在不同视角对社会资本都有不同的解读。从社会资本的主体来看，总的可以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个人层面（微观）和社会层面（宏观）。帕特南主张把注意力放在社群发展上面，为各种社会组织留下存在空间，而日本关于社会资本培育的政策及实施也正沿用了此思路。从性质上可以把社会资本分为粘合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桥接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粘合型社会资本产生于组织内部，由于人们的同质性而产生的联结，在组织内部生出信任和协作。相对而言的桥接型社会资本则是在不同组织之间，将异质的人和组织联结起来的社会网络。本文由于在考察日本的社会资本时，获取的政府调查数据等皆采用帕特南的定义，因此本文使用的“社会资本”也仅限于宏观概念。
二
（一）日本的社会资本现状
多数研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间日本的社会资本是增加的。其关注点主要在于战后社会团体井喷式地出现、非营利组织的增加，以及通过“社会生活基本调查”、“日本人国民性调查”等各种调查结果指出，战后50年日本的社会资本一直在稳步增加。
但是自9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了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这些都可能影响社会资本，例如各种行政改革、地方分权改革、经济衰退、社会不平等、信息技术的发展、NPO法的施行等等，因此我们需要了解自90年代以来日本的社会资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加入团体和组织率迅速下降。在80年代，最受欢迎的组织—自治会、邻里协会（町内会）和村庄协会（部落会）的加入率维持在65-70%左右，但2000年降至不足50%，2007年降至约40%。同样，妇女协会和青年团的加入率在也由1972年的17.1%，降至1990年的13.1%、甚至于2007年降至6.6%。除了地缘组织外，家校联合会（PTA）、农林渔业组织、工会等也自90年代末以来呈现加入率的下降。可以说，自90年代末以来，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为社会资本的形成提供基础的邻里社团和社区协会的加入情况逐渐恶化。
另，据“日本国民性调查”显示（图1），回答“大多数人是可信赖的”的比例自90年代以来呈下降趋势，但于2013年有所上升。而与信任度相关的项目还有“大多数人想尽力帮助他人”、“他人会伺机利用你”等。回答“大多数人想尽力帮助他人”的比例20年来一直在增长；回答“他人会伺机利用你”的比例亦基本持平。因此，从民众的意识和态度来看，虽然日本人普遍信任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低谷，但近年来有变好的趋势。并且与信任度相关的另一些数据表明，在过去20年中，这种信任一直在改善。
图1 信任、舆论调查回答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统计数理研究所“日本国民性调查”（日本人の国民性調査）数据制作。
图1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即调查回答率的历年变化，这反映了民众的实际行动（而不是意识和态度）。帕特南指出，如果公众拒绝接受舆论调查的行为加剧，那么很可能预示着社会普遍信任和互惠性规范的下降。可以发现，“日本国民性调查”的调查回答率从1953年的超过80%，在1988年下降到60%左右，如今这一比例下降到50%。因此，从公民的实际行动方面来看，普遍信任和互惠性的规范在90年代之后仍持续下降。
再有，NHK放送文化研究所每五年进行一次的“日本人意识调查”（日本人の意識調査）显示了1973年至2013年间人际关系意识的变化。日本人开始更强烈地倾向于“形式上的交往”（形式的付き合い：即问候程度的交往）与“部分交往”（部分的付き合い：即随意聊天程度的交往），而不是“全面交往”（全面的付き合い：即互相咨询与帮助的交往）。这种变化几乎是线性的，并且希望“全面交往”的倾向一直在下降。这表明，日本社会互相帮助的精神和浓厚的人际关系倾向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总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社会资本开始下降，且这种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日本社会资本的减少主要体现在社交网络与社会参与的减弱。换言之，近20多年来，日本民众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和行动力正在渐渐失去。正因为如此，日本政府开始重视社会资本的培育，并施行了一系列措施。
（二）社会资本相关政策
从二十一世纪初期开始，日本政府就将培育社会资本纳入国家政策当中。2005年4月，社会资本的培育被列入国家级别的“地区振兴”基本方针。方针提出，为了促进地区振兴的人才培养，扩大人才社会网络，要注重灵活利用地区固有的社会资本。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也在政策中倡导了社会资本的培育。其中，经济产业省在提出建设21世纪新型经济社会系统时，指出有必要注重培育企业之间通过信赖而形成的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文部科学省也在2005年的调查报告中提到生涯学习的必要性及其对社会资本培育产生的积极影响。
在此方针指导下，政府各部门的研究所也积极响应，开展了社会资本的有关研究。其中，内阁府国民生活局和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分别于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对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社会资本的测定。使用帕特南的定义，从信任、规范、网络三大方面测定了日本社会的社会资本，计算出了各都道府县的社会资本指数，并分析了其与各地区出生率、自杀率、犯罪率、失业率、公民参与、经济发展等指标之间的关系，也提出市民活动和社会资本的培育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此外，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还与滋贺大学于2013年～2016年期间共同研究了地区振兴对培育社会资本的影响，其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证实了地区振兴的各个领域都对社会资本的构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国土交通省于2004年和2005年使用各都道府县的数据就社会资本与地区经济成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2006年10月，财务省开办“关于人口减少，家庭/区域社会变化和就业等诸问题的研讨会”，旨在探讨完善区域社会传统机能的制度和政策。
2008年，“社会资本政策展开研究会”在报告书中阐述了政策开展对社会资本培育的重要性，并具体提出各领域如何开展社会资本的有关政策和方向。厚生劳动省于2014年向各地方政府的保健卫生主管部门发放了促进社会资本养成及活用的指导书和讲座要义，告知相关部门应重视社会资本与公民健康的关系，并提倡开展学习如何构建社会资本的研修培训，呼吁公民多参与社区活动。
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策的制定到专业研究的开展，都显示了日本社会对社会资本培育的重视和实践。许多自治体在地区政策里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关键词。然而笔者生活的佐贺县，有关社会资本相关的政策却很少听到。但在当地生活多年的笔者切身感受到佐贺县民风纯正，地区居民之间的联络和交往也很频繁。到底佐贺县的社会资本形成情况如何，抱着这样的疑问，笔者对佐贺县的社会资本进行了考察。
三
（一）佐贺县的社会资本
日本内阁府于2003年开始面向全国进行了一系列有关社会资本的问卷调查。内阁府根据调查结果对各都道府县的社会资本指数（下称SC指数）进行了计算。从表1可以发现，全国范围内，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的SC指数相对较低，地方城市的SC指数相对较高。其中，佐贺县的SC指数处于全国第8位的较高水平。
表1 佐贺县的SC指数在全国的位置
资料来源：《ソーシャル・キャピタル：豊かな人間関係と市民活動の好循環を求めて》，日本内阁府国民生活局报告，2003年。
此外，日本综合研究所和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等机构也对日本社会的社会资本进行了调查。本文主要使用全国范围的调查数据：内阁府2003年的调查、日本综合研究所2007年的调查和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2016年的调查数据。计算出的社会资本指数（SC指数）的构成如表2所示。其中，2007年和2016年的调查在内阁府2003年调查的基础上增加了粘合（bonding）指数和桥接（bridging）指数，以此来反应粘合型社会资本和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形成情况。
表2 社会资本指数的构成要素
资料来源：《ソーシャル・キャピタル：豊かな人間関係と市民活動の好循環を求めて》，日本内阁府国民生活局报告，2003年。
从图2可以看出，在3次不同年份的调查结果中，佐贺县的SC指数所体现出的特征是交往指数特别突出。此外，从2007年和2016年增加的粘合指数和桥接指数的结果来看，粘合指数都相对较高。也就是说，佐贺县所拥有社会资本的特征是近邻交往和地区性活动参与的频繁。
图2 佐贺县社会资本的特征
（1）内阁府（2003）的调查结果
（2）日本综合研究所（2007）的调查结果
（3）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2016）的调查结果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各项调查的结果制作。
另外，据日本2016年社会生活基本调查（《平成28年社会生活基本調査》）显示，佐贺县的志愿者活动行动率以32.6％位列全国第5位，即有三分之一市民皆有志愿者经历或正在持续志愿者活动。此外，野村综合研究所以日本国内100个城市为对象，对其成长可能性进行了排名，结果显示，代表佐贺县参加排名的佐贺市，位列“宜居城市”排名第一，特别是在 “地域的共助精神·地方自治团体的成熟”等调查子项目中显示了佐贺市的优势。
由于志愿者活动的行动率和地域的共助精神、社区成熟等是构成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可以认为佐贺县的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丰富的。为了进一步证实此结论，笔者从政策引导和市民实感两方面出发，以佐贺县公务员、佐贺市公务员和一般市民为对象进行了访谈调查。
（二）访谈调查
本小节将对访谈调查的实施情况进行介绍和分析。访谈始于2018年5月18日，于6月6日结束。笔者走访了佐贺县厅、佐贺市政府等地，对有关部门的4名公务员和住在佐贺市的6名市民进行了访谈。访谈调查的实施情况如下。（由于篇幅关系，访谈的详细对话内容略。）
表3 访谈调查概要１ ―县／市政府公务员
针对政府部门公务员的访谈主要项目包括：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认识；佐贺县（佐贺市）有关社会关系资本的政策方针；认为佐贺县（佐贺市）社会资本形成的优势/劣势；对佐贺县（佐贺市）近年社会资本的变化的感受及其理由；市町村的模范事例的介绍等内容。下表为对访谈主要内容的归纳总结。其中，“SC认识”表示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认识程度，圆形表示对此概念充分理解，三角形表示听过此概念但对具体定义熟知，打岔则表示没听说过此概念。在访谈对象对社会资本概念熟知的情况下，通过笔者的解释，访谈对象向笔者介绍了“增强SC的相关措施”。
表4 访谈调查结果1 —县／市政府公务员
作为政府部门，对于社会资本这个概念，除了佐贺市职员Y熟知之外，整体认识度低。但是，即使没有掌握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从实际情况来看，县里致力于各种促进地区的联系，促进社会网络等有助于培育社会资本的事业。譬如，佐贺县独特的CSO提案型协动创出事业，活用家乡纳税等。并且，据县民协动有关部门领导说，佐贺县NPO法人的活动非常丰富。根据采访调查得到的内部资料显示，佐贺县每10万人的NPO法人数为45.15，居全国第九位。而佐贺市则注重以小学校区为单位的社区建设，开办社区咖啡等措施等来促进社会资本培育。
笔者还从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层、不同居住年限甄选了6位佐贺市在住市民进行了访谈。针对普通市民的访谈主要项目包括：佐贺市的志愿者活动氛围；对佐贺市宜居程度的真实感受；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认识；以及对佐贺县（佐贺市）近年社会资本的变化的感受及其理由等。主要信息详见下表。
表5 访谈调查概要２ ―佐贺市民
访谈结果如下。首先，6名市民中有5位都认为佐贺非常宜居，有很好的志愿者活动氛围，自身也都参与过志愿活动。1位认为佐贺的宜居程度一般，对志愿者活动氛围未做评价，自身也没有参加过志愿活动。其次，佐贺县是农业大县，至今还保留着传统的集体活动，像“三夜待”（さんやまち）之类的农业庆收活动在一些地区还存续着，地区居民的联络之强可以说是佐贺县的宝贵财产。但是，从5号市民和9号市民的访谈中也看出，对于不是佐贺本地出身的市民来说，参加地区的传统活动还是有一些障碍的。并且从9号T市民的访谈可以看出，非佐贺本地出身、无志愿者经历、近邻交往也不多，导致他认为佐贺的宜居程度一般。这也侧面印证了上述佐贺社会资本的特征，即粘合指数，交往指数高，而象征着开放的桥接指数低。因此，在佐贺传统偏封闭的地域联合中，由于即成的地域联合粘合度高，非本地出身的外地居民有难以融入的可能。
表6 访谈调查结果２ ―佐贺市民
另外，此次考察结果也验证了科尔曼有关社会资本的论述。科尔曼认为，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和政府政策会影响社会资本的积累。首先，社会原有结构的瓦解，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中断，原本存在的社会资本也就失去了根基。从日本全国范围的社会资本调查可以看出，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社会资本存量要明显低于地方城市。也就是说，由于城市化的不断加快，大量人员从地方向大城市聚集，离开了原本稳定丰富的社会资本环境，需要在大城市进行重构。其次，现代社会中，封闭性
的社会网络将降低社会资本积累的速度，也很难形成新型社会资本的投资。佐贺县的社会资本表现出明显的粘合性高也表明了此类社会网络存在一定封闭性，互动交往在网络内部进行，较难接纳外来者。最后，政府政策也会对社会资本积累产生影响。从日本政府出台的政策及佐贺县，佐贺市政府采取的方针，都说明政府的引导和服务职能的完善可以很好地帮助社会资本的培育，同时地区社会资本的丰富也可以提高政府绩效。
本文转载于微信公众号“上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经本号编辑整理后发布，原文刊载于《都市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第23辑），本文注释从略。
作者 | 上海师范大学全球城市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张舒
编辑 | 唐瑞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