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卷本“周振华学术文集”近日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周振华教授现为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产业经济、宏观经济、城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学术经历与学术著述丰实，学术成就与学术贡献卓著。
文集汇编了周振华教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要研究成果，分为“产业卷”“中国经济卷”“上海发展卷”“全球城市卷”，每卷三本。
产业卷
中国经济卷
上海发展卷
全球城市卷
周振华教授为文集撰写两万字自序，回望40年学术生涯与沿途风景，分享治学心得与心境：学术研究，重点自然在于研究，但更是一个学习过程；学术研究，不仅是一种知识传承，更是一种理论创新的价值追求；学术研究，必先利其器，但更要注重欲善之事；学术研究，生命力在于理论联系实际，回归丰富多彩的大众实践；学术研究，要率性而为，要淡定处之，要抱残待之。
文集所收录的学术成果，既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也为中国发展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提供了丰厚的积淀。与此同时，我们从中既可以窥见周振华教授的超前学术思维、极度开阔的学术视野、对现实问题的超强敏锐度，以及广纳厚积的学术功力，也能真切感受到周振华教授所坚守的学术关怀与学术精神。
以下为文集责任编辑忻雁翔整理的周振华教授的主要学术贡献。
周振华教授学术贡献梳理
周振华教授长期从事产业经济、宏观经济、城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出版个人专著、译著及主编著作百多部，在《经济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本文梳理周振华教授自上世纪80年代研究生阶段直至今天的主要学术经历与学术著述，概述周振华教授横跨40年的重要学术成就与学术贡献。
学术生涯开端：确立产业经济学研究方向
周振华教授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师从我国《资本论》研究的权威人物陈征教授。硕士论文研究的是运用《资本论》原理分析社会主义流通问题，论文成果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和《南京大学学报》刊发。
硕士毕业后，在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期间，周振华将《资本论》的逻辑演绎与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相结合，用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及经济发展问题，撰写和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并与金碚、刘志彪等几位青年学者合作开展关于市场经济的研究，以超前的学术眼光和思维探究“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是怎样一种市场体系结构”。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周振华领衔完成《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分析》一书的撰写。该书于1987年底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较早一部全面系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专著，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教育家，新中国国民经济学学科开拓者胡迺武曾为该书撰写书评并发表在《经济研究》上。
其后，周振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深造，师从胡迺武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并参与胡迺武、吴树青承接的“中国改革大思路”国家重大课题。该课题成果因研究扎实，并提出独到的改革思路，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
周振华选择产业问题作为其博士论文研究内容，并挑战了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产业政策这一世界性前沿课题。因为在当时，国际上针对产业政策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政治学角度或是从历史发展过程入手，而真正从经济学角度展开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周振华提早一年完成并提交了这一高难度课题的论文，提前进行答辩，获得校内外20余位专家一致的高度评价。博士论文最终以《产业政策的经济理论分析》为书名于199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胡迺武评价这部著作“把产业政策提到经济理论的高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从而能为产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认为其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于“根据影响产业政策的基本变量，构造了一个产业政策分析的基本框架，强调了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模式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作用；建立了产业政策总体模型和产业政策结构模型，并据此展开分析”。这部著作还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例如，把创新和协调看作是产业政策的根本指导思想，提出产业政策选择基准的新假说，即“增长后劲基准、短缺替代弹性基准、瓶颈效应基准”。胡迺武评价这一新假说“比之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的‘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
学术精进：完成产业经济学研究“三部曲”
1990年，周振华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工作，开始进行产业经济学的深化研究，从产业结构演化规律、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关系两个方面展开深度理论挖掘。不仅在《经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而且接连出版了《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和《产业结构优化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两部专著。二书延续了《产业政策的经济理论分析》的研究轨迹。
其中，《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产业结构作用机理，揭示全要素生产率索洛“残值”中结构因素的专著。该书从产业结构的内部关联、外部联系及其发展成长和开放等方面，考察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构效应的主要表现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深入探讨发挥结构效应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实现机制。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产业结构的机理分析。这种机理分析以动态结构的非均衡变动为基础，把总量增长描述为一种由结构变动和配置的回波效应促使经济增长不断加速的过程，重点研究的是产业结构变动及调整的资源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机制。这一机理分析的重要立论是，在更具专业化和一体化倾向的现代经济增长中，产业部门之间联系和交易及依赖度不断增大，结构效应上升到重要地位，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支撑点。这种来自结构聚合的巨大经济效益，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在经济增长中的效应释放机制，那么《产业结构优化论》则更踏前一步，探讨如何使产业结构的变动与调整朝着更优的方向行进，以更好地发挥结构效应、推动经济增长。该书从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与本质着手，建立产业结构优化分析理论模型，描述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分析产业结构高度化问题，并针对中国发展规律深层分析中国产业结构变动模式，进一步阐释如何以宏观经济非均衡运作的战略导向，建立起以人民需要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形成良性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开拓者之一的雍文远教授评价该书的学术价值与贡献主要在于：
一是研究的角度和立意新颖。有别于国内外学术界对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通常集中于产业结构变动趋势方面，侧重于从国民收入变动的角度研究产业结构变动与之相关性以揭示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性，周振华的《产业结构优化论》的研究着眼点则在于如何使产业结构变动符合其规律性的要求，即如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这一研究角度不仅独辟蹊径，而且使得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化，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
二是针对中国产业结构现实问题，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对一系列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发表了独创之见。例如，周振华认为中国产业结构超常规变动与中国特定经济环境条件有关，问题并不在于这种超常规变动本身，而在于产业结构超常规变动中缺乏协调和创新。根据这一判断，周振华提出了实现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是加强协调和促进创新，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更主要的是实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建立有效率的新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这些新见解的提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三是在体系结构上有所创新且合理。产业结构理论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尚未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产业结构优化论》则呈现了一个总体的分析框架，以及在此框架下的很强的逻辑性，具有相当的理论力度。
四是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周振华在研究产业结构优化问题上，采用了理论实证分析、经验实证分析、规范分析以及对策研究等方法，并根据其研究内容和对象的要求，把这些研究方法有机地统一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产业结构偏差与扭曲一直存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始终是先务之急。《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与《产业结构优化论》的研究也因此始终具有理论前瞻性，二书中关于产业结构的机理分析和现象分析至今仍有适用性，对于解释中国新时期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刻内涵及指导实际工作具有长久的积极意义。
博观约取：在产业经济及相关研究领域理论建树卓著
在1991年破格晋升为研究员之后，周振华继续专精于产业经济学研究。而随着他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层层深入，其涉猎的研究范围也越来越广，包括经济增长与制度变革、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企业改制等问题。并在《经济研究》《工业经济研究》等期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研究进路不断拓展。1994—1999年间，先后出版了《步履艰难的转换：中国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思索》（1994）、《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分析》（1999）、《积极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合著）（1998）、《市场经济模式选择——国际比较及其借鉴》（主编）（1995）等多部专著。
其中，《步履艰难的转换：中国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思索》切入微观视角，研究企业改革的问题。这看似突破了产业经济研究边界，但如周振华自己所言，其出发点在于理论研究关联性和系统性的需要，特别是中国宏观经济方面的现实问题大多要从微观基础予以解释。周振华在书中重点分析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模式，尖锐地指出了转换机制尤其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难点与关键所在，并对如何迈向现代企业制度提出了基本的对策思路和方案设想。这一研究是基于周振华对中国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前景的总体把握和历史瞰视，体现了他敏锐的学术直觉与深刻的理论洞见。书中所提炼的财产所有权构成特征、所有权与控制相分离的特征、监督权结构特征、剩余索取权转让的特征等现代企业制度的“中国特色”，以及由这几方面特征有机组合而成的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模式假说等，不但为90年代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之路的开启提供了基本理论架构，而且在该书出版后的近30年来，不断被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所一一证实。
《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则进一步研究产业结构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该著作对改革开放前20年的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的交互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实证分析，从不同角度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一系列富有成效和具有特色的经验，并将其提升到理论高度，进行了中国范式分析，通过国际比较归纳出中国范式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在该书中，周振华创造性地提出了“制度—增长”的分析框架及各种理论假设，并予以了初步检验。对政府政策制定者“改革程序”设定的论述是全书的灵魂；而该书最大的理论建树则是提出了一个以利益关系为主线，以行为主体间的博弈方式为联结的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互动模式。该书的学术贡献在于，不仅书中关于中国改革40年中前2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性描述成为重要史料，而且其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更成为得到时间检验、对中国经济至今仍然富有解释力的理论成果，书中所建立的“制度—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仍可继续用来解释后20年乃至今天及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
在改革开放早期，周振华就已前瞻地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在买方市场条件下，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要注重政府的经济调控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引导和规范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通过政策支持，促进结构优化。概言之，要保持政策支持与市场导向之间的平衡，在结构优化上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优势。这些观点在他的《积极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市场经济模式选择——国际比较及其借鉴》等早期论著中，都有所体现。这些论著分别探究了如何以市场为导向，使社会生产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如何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如何发挥各地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等等。这些观点与研究结论，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超前的研究意识和学术自觉还体现在周振华主编的《中国经济分析》年度系列研究报告上。尽管核心研究领域仍然是产业经济学，而且1990年回到上海后关注更多的是上海经济发展，但他始终意识到无论是中观层面的产业发展，还是地区和城市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宏观层面的、国家层面的经济运行大背景及其相关条件制约。所以周振华也一直把中国经济运行分析放在一个重要的研究地位。1993年开始，周振华开始主编《中国经济分析》年度系列报告。这一研究报告既涉及年度性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又涉及对当时中国经济运行中突出问题的深入研究。
周振华认为，与一个较成熟且稳定的经济体系下的经济运行不同，改革开放下的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出更深刻的内涵、更复杂的机理、更丰富的内容、更迅速的变化等特征。因此，中国经济运行分析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周期性分析，也不能仅停留在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层面上，而是要做基于制度变革的经济运行及其态势的深度分析。这要求理论工作者既进行中国经济运行动态跟踪分析，又进行中国经济运行中热点、难点和重点的专题研究。在此目标下，《中国经济分析》每一年度性研究报告都有一个明确主题，由周振华根据当时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难点及重大问题来确定，如“走向市场”“地区发展”“企业改制”“增长转型”“结构调整”“金融改造”“收入分配”“挑战过剩”“政府选择”“外部冲击与经济波动”“经济复苏与战略调整”“复苏调整中的双重压力”“危机中的增长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调控创新”等。围绕特定主题，周振华设计全书主要内容及体系架构，撰写导论，并选择与组织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专家共同参与各章撰写。《中国经济分析》系列的研究自9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近25年，形成了关于中国经济运行的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跟踪分析与学术研究成果。
着手“范式转变”：开拓产业经济学研究新境界
90年代，信息化浪潮逐渐席卷全球，周振华敏锐地捕捉到信息化之于产业发展的又一学术前沿课题。1998年，以承接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重大课题“上海信息化与信息产业发展研究”为契机，周振华在产业经济学领域的深化研究进入了新的境界，即跳出传统产业经济理论范式，而使用溯因推理、外展推理的方法来寻求信息化进程中产业融合现象的一般性解释。
在2003年出版的《信息化与产业融合》一书中，周振华选择电信、广电、出版三大行业为典型案例，从个案分析到系统研究，建立起产业融合的基本理论模型，并依据产业融合新范式的内在机理提出了新的产业分类方法。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意义上的结构瓶颈制约、产业协调发展和结构动态平衡、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线性部门替代及其基本表现特征等概念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赋予其新的内容或用新概念予以替代。进一步地，该书分析了产业融合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得以孕育与发展的内生性，探讨了新型工业化必须具备的基础性条件及相应的实现机制，从而揭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国促进产业融合的唯一选择。该书中关于产业融合、产业边界、产业分类等维度的新颖讨论，至今仍被各种相关研究所引用，尤其是书中所探讨的电信、广电、出版的“三网融合”，于今还是理论热点。
在对产业经济理论研究进行“范式转变”的过程中，周振华不仅先见性地把信息技术的变量引入产业经济理论研究，而且还开创性地把空间概念运用于产业经济尤其是服务经济的理论研究中。《信息化与产业融合》已经关注到网络型组织结构的特定属性、产业空间模式、产业集群方式等。在其后出版的《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理论框架及中国模式研究》《服务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大变局之趋势》等论著中，周振华进一步发展了产业空间载体、空间价值的研究，以及网络分析等产业经济学的崭新研究方法。
例如，在《崛起中的全球城市》中，周振华针对发展中国家崛起中全球城市的背景条件、发展基础、路径依赖等约束条件，引入全球生产链、产业集群、全球城市区域等新的理论元素，进行理论分析框架的新综合，并提出借助于全球生产链促进城市功能转换的逻辑过程、依赖于大规模贸易流量的流动空间构造方式等创新观点。在《服务经济发展》中，周振华提出相对于制造业生产的分散化，服务产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高度集聚特性，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以大城市为主要载体的产业集群，不仅促使知识外溢与信息共享，有利于专业服务人员的流动与合理配置，而且带来了专业性服务的互补，增强了服务的综合配套能力，促进了产业融合；因此对于服务经济发展来说，城市化规模比区位条件更为重要。
鉴于产业发展尤其是高端（先进）服务经济必须有其空间载体的依托，周振华把产业经济学研究的新的聚焦点放在了“全球城市”上。“全球城市”概念肇始于欧美发达国家，全球城市理论阐述了当代全球化的空间表达，研究核心是其独特的产业综合体及全球功能性机构集聚，集中表现为总部经济、平台经济、流量经济等。周振华认为，全球城市研究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产业综合体及其空间分布规律，由此便可打通产业经济理论与全球城市理论之间的研究通路。
2007年，周振华撰写出版的《崛起中的全球城市》成为国内最早系统研究全球城市理论的专著。该书立足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两大潮流交互作用导致世界城市体系根本性变革的大背景，从全球网络结构的独特角度重新审视了全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对传统的主流全球城市理论提出了批判性的意见，并通过吸收新政治经济学和新空间经济理论等研究成果，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城市崛起的路径依赖等实际情况，原创性地提出了新综合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当时既有的全球城市理论，使其具有更大的理论包容性。在这一新综合的分析框架下，该书对中国全球城市崛起的前提条件及约束条件作了详尽的实证分析，富有创造性地揭示了中国全球城市崛起不同于纽约、伦敦等发达国家城市的发展模式及路径选择。
《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出版后获得了国家“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其英文版亦在全球发行，得到“全球城市”概念提出者萨斯基亚·沙森教授等国际学者的首肯。这一研究当时在国内是相当超前的，直到2010年之后，随着全球化流经线路改变和世界经济重心转移，上海、北京等城市日益成为世界城市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国内的全球城市研究才逐渐兴起，《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则成为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关照中国现实：以理论研究反哺改革实践
一如当年选择产业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的初心，周振华教授的学术研究从不隐于“象牙塔”，而是始终观照中国现实。周振华不仅致力于以产业经济学为主的本土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进步，而且致力于社会经济本身的发展进步，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的研究更是紧接上海发展的“地气”。在当时开展的“迈向21世纪的上海”大讨论中，周振华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于分析了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和新国际分工下的产业转移，为上海确立“四个中心”建设战略目标提供背景支撑。在洋山深水港建设前期论证研究中，周振华通过分析亚洲各国争夺亚太营运中心的核心内容及基本态势，论证了加快洋山深水港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评估了优势与劣势条件。在此期间，周振华还先后承接和完成了一批国家及市级的重大研究课题，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广阔的学术视野，在完成这些问题导向的课题的同时，也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相关课题的系统化和学理化研究成果，如“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本质特征：增强综合服务功能”“流量经济及其理论体系”“论城市综合创新能力”“论城市能级水平与现代服务业”等。
2006年，周振华调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其工作重心转向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但他的学术研究也一直在同步延伸。前述已提及的《服务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大变局之趋势》一书，即是周振华在发展研究中心时期写成的又一部学术力作。
该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服务经济之发展，涵盖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两个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的“孕育脱胎”发展和成熟化发展。在书中，周振华首先从理论上回答了“何为服务经济”的一般性问题；其次，通过对服务经济发展动因及其作用机制的分析，揭示了服务经济演进轨迹及发展趋势性特征，回答了“服务经济从何处来”的问题，从而构建了服务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在这一理论框架下，通过中国案例分析了影响服务经济发展的若干重要变量，尤其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剖析了发展战略及其模式、市场基础、制度政策环境等对服务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服务经济发展中固有的非均衡增长问题。进一步地，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探讨发展转型与改革深化、信息化创新和国际化等重大问题，从而回答了“如何促进服务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要而言之，《服务经济发展》的理论建树与学术价值在于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层面来研究服务经济发展，从世界（一般）与中国（特殊）两个维度进行服务经济发展的交互分析，并立足中国发展阶段来认识与理解服务经济，扩展与充实了服务经济一般理论框架，使其具有更好的适用性和解释力，而且也为进一步探索如何促进中国服务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和思路。当前，中国仍处在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工业发展及其比重在国民经济中仍居主导地位。作为在2010年代上半期完成的关于中国服务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该书再次体现了周振华出色的学术前瞻力与洞见力。该书2014年出版之后，获国际著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Springer）青睐，于翌年出版发行了英文版。
在改革开放30年和40年的两个节点，周振华教授先后牵头，组织上海大批专家学者开展相关研究，分别形成《上海：城市嬗变及展望》（三卷本）和《上海改革开放40年大事研究》（12卷本）重大理论成果。2010年出版的《上海：城市嬗变及展望》对上海建埠以来的历史、现状、未来开展系统研究，以翔实的史料、清晰的脉络和开阔的视野，全面记录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上海这座城市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整体勾勒了未来30年上海发展的远景。该三卷本获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2018年出版的《上海改革开放40年大事研究》以时间为经线、事例为纬线，抓住敢为天下先的大事，体现勇于探索实践的创新，反映上海改革开放的历程，凸显中国特色、上海特点和时代特征。该丛书是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首套大规模、成系统的地方性改革开放研究丛书，获得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多方位报道。2019年1月30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刊发关于该研究成果的头版文章《〈上海改革开放40年大事研究〉：讲理论说案例，展现排头兵先行者足迹》。周振华还执笔其中的第一卷，即丛书总论性质的《排头兵与先行者》一书。
这两套关于上海改革开放实践的代表性理论专著，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现实意义，为上海和全国不断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和理论支持。
填补理论空白：奠定全球城市研究领域学术地位
在2007年《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完成之后，2017年，周振华教授立足中国发展模式及上海发展路径的研究成果《全球城市：演化原理与上海2050》出版。这部“十年磨一剑”的著作对全球城市内涵进行了系统化、范式化的研究，建构了全球城市演化的理论框架。
全球城市领域的既有文献几乎都聚焦于既定（已经形成）的全球城市上，探讨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所具备的主要功能及其通过什么样的运作方式发挥等内容，而对“一个城市是怎样成为全球城市的”，即全球城市的动态演化这一问题则几无探讨。《全球城市：演化原理与上海2050》突破静态研究范式，充分考虑全球化进程仍在持续、上海等中国大城市正在快速发展的事实，以半部篇幅，从生成、崛起、发展、趋向的动态演化视角，运用演化本体论、演化生态环境、演化物种论、演化动力学、演化模式与形态及空间等理论和方法，来阐释全球城市，揭示全球城市动态过程中的复杂、不确定和非均衡意义。由此，周振华填补了用动态演化框架和演化理论支撑全球城市研究的空白。
在《全球城市：演化原理与上海2050》的下半部分中，周振华把上海作为案例，全面分析了上海全球城市演化的宏观与微观变量，推演了演化可能性，勾勒了上海真正演化为全球城市之后的目标定位、核心功能、空间表现、战略资源等面向。
关于目标定位，周振华提出，就连通性覆盖范围和连接种类范围而言，上海应该成为全球主义取向的综合性全球城市；从位置战略性和网络流动性角度看，应成为高流动的战略性城市；从基于枢纽型的递归中心性与基于门户型的递归权力性位置组合角度看，应成为门户型的枢纽城市。
关于核心功能，周振华认为主要体现为四大功能，即全球价值链管控功能、全球财富管理功能、全球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全球文化融汇引领功能。这些功能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基于上海现有城市功能的转换和演进，其具体内涵则会随时间变迁而动态调整。
关于空间扩展，周振华分别从全球城市过程、全球城市区域过程、巨型城市区域过程三个层面展开论述。他提出，在全球城市过程阶段，上海中心城区功能会向郊区延伸，形成具有足够持续性和非常大的内部互联的多中心、多核城市空间结构，新城和新市镇的培育将是关键。在全球城市区域过程阶段，网络关系跨越市域边界向周围邻近地区拓展，很可能演化为形态单中心（上海）与功能多中心相结合的区域空间结构。在巨型城市区域过程阶段，上海全球城市空间向长三角地区更大范围扩展，即向长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域演化，空间结构仍将是形态单中心和功能多中心，其中存在若干核心城市（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等）将共同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门户。
在书中，周振华还强调城市演化本质上是基于主体参与者的城市心智进化，因而人力资本是重要的战略性资源。他鲜明地指出了人力资本的“二元结构”，即由“职位极化”带来的“劳动力极化”。除高端专业化人才外，全球城市的知识型全球功能性机构也离不开大量配套性服务人员，包括信息收集处理、办公文档管理等，以及餐饮、交通、快递、家政之类的社会服务人员。此外，周振华也预见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影响演化全局的问题，比如，土地使用约束趋紧导致的空间拥挤将形成强烈的“挤出效应”，房地产过度依赖，社会极化与城市治理难题，以及生态环境压力等。
《全球城市：演化原理与上海2050》出版的同时，《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理论框架及中国模式研究》再版。2018年4月，以两部著作发布为契机的“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理论前沿与上海实践”高端研讨会在上海中心成功举办，“全球城市理论之母”萨斯基娅·萨森教授也应邀出席。这次研讨会影响深远，由周振华教授倡导和发展的“全球城市”前沿理论也得到更进一步的传播。
2019年，周振华教授写就的简明读本《卓越的全球城市：国家使命与上海雄心》及《全球城市：国家战略与上海行动》出版。这两本书化抽象的概念范畴为具象化的内容，化繁杂的理论验证为简明扼要的推论，化学术语境的规范表述为浅显易懂的表达，以通俗的话语解读了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历史必然性、所承载的国家战略使命、面临的时代新命题，以及如何破题书写历史新篇章等等。由此，“全球城市”理论、理念的传播，面向了更广泛的群体，为非专业领域的受众提供了全球城市理论的基本常识。正是在周振华不遗余力地引介、发展、推广下，“全球城市”理论在国内从学术前沿层面逐步走向理论普及层面。
与此同时，在完成引进理论的“本土化”之后，中国学者的“全球城市”研究成果成功“走出去”。继《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出版英文版之后，《全球城市：演化原理与上海2050》英文版也由世界知名学术出版商世哲（Sage）出版发行。周振华教授跨越数十年学术努力，为国内学界、政界创造国际化语境，构建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同行或政府间交流话语权的学术初心初步实现。
在潜心完成“全球城市”理论的本土化工作和基本理论体系的构建之后，周振华教授着力开展多维度的深化研究，继续推动“全球城市”理论的发展和“全球城市”实践的进程。2018年正式退休后，周振华即出任新成立的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创办并主编《全球城市研究》季刊。在周振华的带领下，研究院坚持面向全球、面向未来，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整合和运用多方面研究力量，开展对全球城市发展的跟踪研究，为以上海为代表的超大特大城市的发展和更新，在学术理论层面、实践经验层面、政策建议层面，提供了诸多新理念、新方法、新思路。代表性的成果包括三大标志性年度报告即《全球城市发展报告》《全球城市案例研究》和《全球城市发展指数》，《上海都市圈发展报告》系列，《全球城市经典译丛》系列，等等。
其中，三大年度标志性报告围绕“增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全球化战略空间”“全球化城市资产”“城市数字化转型”“全球网络的合作与竞争”等各年度主题，基于国内外相关理论成果、丰富的案例和扎实的数据资料，以图文并茂的呈现形式，发展全球城市前沿理论，总结全球城市实践经验，提出全球城市建设策略。由周振华教授设定的各年度主题，都紧扣“全球城市”概念所强调的特质，也就是“全球城市”不同于“国际大都市”“世界城市”等传统说法而具有的特质。多年来，周振华教授始终致力于“全球城市”这一概念在国内生根发芽，主张使用“全球城市”的提法和观点，强调以上海为代表的国内特大型城市在建设发展中，其核心功能并不在于财富、资本、跨国公司总部的单纯积累，而是在于资金、人才等要素的进出的流量、连通性与平台功能，在于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在于萨斯基亚·沙森教授所提出的“中介化”功能。
2022年，由周振华教授领衔的“以全球城市为核心的巨型城市群引领双循环路径研究”获国家哲社重大课题立项。至此，周振华教授在产业经济学、全球城市理论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愈加丰富立体，学术贡献不断突破，学术境界再上新高度。
本文转载自格致出版社公众号，经本号编辑整理后发布
编辑 | 王文达
